方言,普通,自己的,客家,中山
提問: 為何北方人學廣東話就比較困難呢 問題補充: 大家都知道廣東都是講白話的，我的男友是北方人而且是個智商高的大學生，認識他后就簡單教他白話，可是剛開始他還說的不錯的,可是一會就忘了!不過他竟然把"我愛你"這句學的特別好,很標準呢!他就說很難學又聽不懂,北方的朋友你們會說白話嗎?覺的容易嗎?他還說我說的國語就有廣東味呢!那南方的朋友你們說的國語都有廣東味嗎?呵呵 医师解答: 一樓的說話有偏激性，語言根本就不分什么正偏
普通話一共有四個音，白話有九個音，很多詞語組成與普通話剛剛相反，意思卻相同，還有俚語等。
老廣為何要死守著自己的方言？
中原人在嶺南定居后，他們帶來的文化，便一如水銀瀉地，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。處于弱勢地位的土著語言——古百越語，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、窮崖絕谷之中。客家人有一警句：“寧賣祖宗田，不丟祖宗言”。祖宗的語言，是他們在遠離故鄉，不得不掙扎求存于“瘴癘之地”時，仍然抱著廟宮未改，城社尚存的心態，堅守強勢文化優越感的精神支柱，成為維系一個族群世代相傳的重要紐帶。
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位廣東人，在廣東出生，吃廣東米，飲廣東水長大，從小到大你填寫簡歷時，籍貫一欄都是填廣東。但有一天，冷不防有人問你：“你有什么證據證明你是廣東人呢？”你脫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？因為我在廣東出生？因為我父母是廣東人？還是因為我的戶口在廣東？
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在廣府、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過一個調查，到底廣東人是根據什么認定自己是廣東人的？結果，在被訪對象中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據方言，其次是血緣關系，第三才是地緣關系。也就是說，人們是根據鄉音，從茫茫人海中，找到自己的同鄉的。就算你生活在梅州，但不會說客家話，你也不算客家人；就算你的戶籍是潮州，但你不會說潮州話，走到街上也不會有人當你是潮州人。在廣東人心目中，方言的位置就是這么高。方言的功用，并不僅僅是簡單的信息傳遞工具，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。
以前，北方人把廣東話一律稱之為“禽聲鳥語”。大清皇帝召見廣東地方官員時，被他們一口一個“我哋、佢哋”搞得頭大如斗，一怒之下，詔令閩粵兩地都要設立正音蒙館、正音書院，以駐防旗人為正音教師，全力推廣普及官話。可惜駐防旗人本來就懶，又碰上廣東這樣的方言死硬派，推廣了半天，廣東人的舌頭沒有卷起來，正音書院卻荒廢倒閉了不少。五嶺之外，依然是一片鳥語花香。
今天，“推廣普通話，邁向現代化”這個口號，喊得震天響。似乎方言成了現代化的障礙。其實，歐盟15個國家，統一了貨幣，統一了經濟政策，也沒統一語言，不是一樣可以現代化嗎？香港人在回歸前也沒有推廣普通話，大家都說粵語，并不妨礙她成為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。事實上，廣東話與現代化并不矛盾，說到底，普通話只是一種交流的工具，無須提升到道德與素質的高度，甚至與國家前途、民族興衰掛上鉤。
廣東人都是很講實際的，只要生活確實有講普通話的需要，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，他自然會去學、去講。只要有助于他“揾食”，別說是普通話，就是非洲土話他也肯學。學普通話就等于學英語一樣，多掌握一種交流工具，絕對有賺不賠，但不能為了鼓勵學習普通話，就去踐踏自己的母語。廣東人并不拒絕學習普通話，而且他們的“推普”是不遺余力的，“煲冬瓜”的水平，與改革開放前相比，已不可同日而語，中青年一輩基本上都能聽能說了。只要尊重事實，就不會否認這個巨大的進步。
今天北方人到廣州的商店購物，大部分售貨員都會主動和他說普通話；公務員也都會講普通話了；城市的大部分學校都用普通話教學了。據調查，銀行、郵局、公園、商店、的士等行業的普通話也都全部過關。這還不夠嗎？難道非要廣東人在家里也說普通話不可？非要粵劇也用普通話來演唱不可嗎？
在全國七大方言中，粵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，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漢語詞匯和用法，像“企”（站）、“食”（吃）、“行”（走）、“頸”（脖子）、“渠”（他、她）、“晏”（晚）、“慳”（節省）、“無”（沒有）、“銀子”（錢幣）、“卒之”（最后）、“姑勿論”（且不說）、“于是乎”（于是）等等，讀起來儒雅之至，白話文早就沒人這樣用了，可在粵方言里，還大行其道，成為市井坊間的日常口語，甚至連“嗟”、“噫”這些古漢語中的感嘆詞，廣州的小孩子也常沖口而出——“嗟，怕乜？”（“嗟”白話讀作“車”，含否定之意，“怕乜”即“怕什么”。）“噫，好肉酸！”（人們通常誤把“噫”寫作“咦”，其實在粵語中，兩個字是不同的。“肉酸”意即“難看”。）使人不禁拍案驚奇。
廣東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，古風余韻，雖廢猶存。在臺山人的家庭里，媳婦把家婆稱作“安人”。安人，從宋代開始就是正從六品官誥命夫人的封號。除了臺山，據說在花都、從化一帶，也有稱家婆為安人的。聽起來頗有點官宦人家的派頭，也許，這就是“祖上也曾風光過”的遺痕吧。
有人認為，粵語形成于晉代，所謂“北人避胡多在南，南人至今能晉語”。西晉時發生“八王之亂”，繼而出現“五胡亂華”的局面，這是一個北人南遷的高潮。故廣東人“至今能晉語”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但清代廣東著名學者陳灃認為，廣州音最切合隋唐音，最方便閱讀古文。他寫過一本《廣州音說》，專門解釋其原因，“蓋千余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，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。”
人們所說的“粵語”，主要是指廣府話，尤其是指以廣州西關（上下九、第十甫一帶）口音為本的白話。如果你想驗證自己的粵語說得準不準，有一個辦法，念念這首歌謠吧：“阿四阿四，攞條鎖匙，開個夾萬，攞兩毫子，買斤荔枝，唔愛黑葉，要愛槐枝。”這首歌謠取衣韻，必須上下齒咬合，舌面向上，才發得出衣音。如果你能咬字清晰準確，就算會說正宗的白話了。
在粵語詞匯中，據說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。廣州人日常口語中，方言出現的頻率，竟高達五六成。最令北方人頭痛的，也許是廣州話中大量的倒裝句。北方人說“你先走”，廣州人說“你行先”；北方人說“很感謝”，廣州人說“多謝曬”；北方人說“太飽了”，廣州人說“飽得滯”；北方人說“給你一塊錢”，廣州人說“畀一文過你”；北方人說“找不到你”，廣州人說“揾你唔到”。如此等等，真是天涯同此路，人語各殊方啊。
在粵語文化圈里，常聽到人們談論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。當年，帝制傾覆，共和初肇，在中華民國國會里，要求奉粵語為中國“國語”的呼聲很高，支持的票數，已然過半。但孫中山逐一去說服粵籍議員，勸他們放棄粵語，改投北京話一票。最后，憑著孫中山的人望，粵語僅以3票之差，敗給了北京話。
揣測孫中山的用意，當時南北雙方仍處于對立狀態，既然清朝把北京話作為官話已經兩百多年了，繼續沿用下去，可以避免節外生枝，減少南北統一的障礙。這恰恰表現了南方人胸襟開闊，相讓為國的精神。南腔北調，乃地理自然形成，本無所謂優劣，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語言為國語，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語言斥為“鳥語”不可呢。
廣東人始終堅持認為，白話是廣府人的母語，福佬話是潮汕人的母語，客家話是客家人的母語。方言是一個族群的身份認同，是一種凝聚力。方言蘊含了豐富的地方人文內涵，一種方言的消失，勢必會使它所傳達的那種地方文化也隨之萎縮和貧乏化。正如美國一位語言學家所說：“一種語言從地球上消失，就等于失去一座盧浮宮。”所以從文化的角度看，普通話固然應該推廣，但方言也不應聽憑它消亡。
在廣東這個移民大省里，各種方言錯綜復雜，四鄉八鎮，各有不同，甚至村頭村尾亦相迥異。沒有哪一種方言，能夠把三州六府的鄉音統一起來。即使人們力圖從語言學上把它們分類，也往往予人綆短汲深的感覺。廣東真是一座語言的大寶庫。
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調查顯示，有82.86%的廣府人、39.18%的客家人和38.18%的潮汕人認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聽。同時也有37.06%的客家人和37.27%的潮汕人認為廣府白話比其他方言好聽，而廣府人對潮汕話和客家話的“好聽度”，評分卻很低。由此可見，在廣東地區，白話占了絕對的優勢。
廣東人的兼容并蓄，同樣反映在語言上。近20年，大量華洋雜陳的港式粵語長驅直入，對粵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，是歷史上兩百年都難以達到的。其結果，粵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，又增添了一個最多創新詞匯的特點。“炒更”、“揾食”、“搞掂”、“無厘頭”、“士多”、“T恤”、“的士”、“擦鞋”、“人氣”、“案底”、“做騷”、“草根階層”、“夾心階層”、“人間蒸發”等等新詞，以及“他很陽光的樣子”、“她蒼白著臉”這些詞法亂用的港式粵語，復暢行內地。
半個多世紀以來，廣東還經歷了兩次移民高潮。一次是1949~1952年間，解放大軍南下，土改大軍南下，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蕩蕩開入廣東。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，廣東改革開放，在“東西南北中，發財到廣東”的口號激勵下，千百萬北方人懷著創業夢想，奔赴廣東這片熱土，形成風起云從，百川赴海之勢。粵語一度成為人們熱衷學習的語言，許多地方都競相開辦了粵語速成班，報學者十分踴躍。我們從電視新聞上看到南下列車上的洶涌人潮，亦不禁瞠目結舌，嘆為百年難見的奇景。
移民潮對廣東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所帶來的影響，是互動互補的。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，還在持續高漲。不管我們樂意與否，南北文化都在不斷洗牌，民風民俗的丕革，已深入到每條街巷、每家店鋪、每個公司、每戶家庭、每個人的起居、飲食、衣著、娛樂、求職、婚姻等等庸常生活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像深圳這個新興城市，1982~1990年間，就有164.25萬人口，從外地遷入，占了當地人口增長 的96.62%，普通話在這里已差不多成為主要的交際媒介。如果還按傳統的廣府、潮汕、客家三大族群標準來劃分它，未免有牽強之感。
有人認為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，顯示了推廣普通話的必要性。但我卻認為，正因為大量外來人口涌入，才顯示了保護粵語的刻不容緩。我在報紙上看到，杭州市一位政協委員在向政協會議遞交的《關于保護杭州方言，防止歷史文化名城內涵缺失》提案中大聲疾呼：“當你來到四川茶樓里，發現擺龍門陣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話；當你在對外電視節目上，再也聽不到閩南話；當你來到了非洲的某個部落，發現土著人全說一口流利的English（英語），你會不會覺得很失望？當所有的城市都說同一種語言時，那么每個城市獨有的吸引力就減弱了。所以，我呼吁要保護杭州方言。”
我不禁為這位委員拍案叫好。什么時候，我們廣東也有人能挺身而出，理直氣壯地為保護廣東方言而奮臂大呼，我一定為他吶喊助威。
——節選自《其實你不懂廣東人》一書，該書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
提問: 為何北方人學廣東話就比較困難呢 問題補充: 大家都知道廣東都是講白話的，我的男友是北方人而且是個智商高的大學生，認識他后就簡單教他白話，可是剛開始他還說的不錯的,可是一會就忘了!不過他竟然把"我愛你"這句學的特別好,很標準呢!他就說很難學又聽不懂,北方的朋友你們會說白話嗎?覺的容易嗎?他還說我說的國語就有廣東味呢!那南方的朋友你們說的國語都有廣東味嗎?呵呵 医师解答: 一樓的說話有偏激性，語言根本就不分什么正偏
普通話一共有四個音，白話有九個音，很多詞語組成與普通話剛剛相反，意思卻相同，還有俚語等。
老廣為何要死守著自己的方言？
中原人在嶺南定居后，他們帶來的文化，便一如水銀瀉地，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。處于弱勢地位的土著語言——古百越語，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、窮崖絕谷之中。客家人有一警句：“寧賣祖宗田，不丟祖宗言”。祖宗的語言，是他們在遠離故鄉，不得不掙扎求存于“瘴癘之地”時，仍然抱著廟宮未改，城社尚存的心態，堅守強勢文化優越感的精神支柱，成為維系一個族群世代相傳的重要紐帶。
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位廣東人，在廣東出生，吃廣東米，飲廣東水長大，從小到大你填寫簡歷時，籍貫一欄都是填廣東。但有一天，冷不防有人問你：“你有什么證據證明你是廣東人呢？”你脫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？因為我在廣東出生？因為我父母是廣東人？還是因為我的戶口在廣東？
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在廣府、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過一個調查，到底廣東人是根據什么認定自己是廣東人的？結果，在被訪對象中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據方言，其次是血緣關系，第三才是地緣關系。也就是說，人們是根據鄉音，從茫茫人海中，找到自己的同鄉的。就算你生活在梅州，但不會說客家話，你也不算客家人；就算你的戶籍是潮州，但你不會說潮州話，走到街上也不會有人當你是潮州人。在廣東人心目中，方言的位置就是這么高。方言的功用，并不僅僅是簡單的信息傳遞工具，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。
以前，北方人把廣東話一律稱之為“禽聲鳥語”。大清皇帝召見廣東地方官員時，被他們一口一個“我哋、佢哋”搞得頭大如斗，一怒之下，詔令閩粵兩地都要設立正音蒙館、正音書院，以駐防旗人為正音教師，全力推廣普及官話。可惜駐防旗人本來就懶，又碰上廣東這樣的方言死硬派，推廣了半天，廣東人的舌頭沒有卷起來，正音書院卻荒廢倒閉了不少。五嶺之外，依然是一片鳥語花香。
今天，“推廣普通話，邁向現代化”這個口號，喊得震天響。似乎方言成了現代化的障礙。其實，歐盟15個國家，統一了貨幣，統一了經濟政策，也沒統一語言，不是一樣可以現代化嗎？香港人在回歸前也沒有推廣普通話，大家都說粵語，并不妨礙她成為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。事實上，廣東話與現代化并不矛盾，說到底，普通話只是一種交流的工具，無須提升到道德與素質的高度，甚至與國家前途、民族興衰掛上鉤。
廣東人都是很講實際的，只要生活確實有講普通話的需要，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，他自然會去學、去講。只要有助于他“揾食”，別說是普通話，就是非洲土話他也肯學。學普通話就等于學英語一樣，多掌握一種交流工具，絕對有賺不賠，但不能為了鼓勵學習普通話，就去踐踏自己的母語。廣東人并不拒絕學習普通話，而且他們的“推普”是不遺余力的，“煲冬瓜”的水平，與改革開放前相比，已不可同日而語，中青年一輩基本上都能聽能說了。只要尊重事實，就不會否認這個巨大的進步。
今天北方人到廣州的商店購物，大部分售貨員都會主動和他說普通話；公務員也都會講普通話了；城市的大部分學校都用普通話教學了。據調查，銀行、郵局、公園、商店、的士等行業的普通話也都全部過關。這還不夠嗎？難道非要廣東人在家里也說普通話不可？非要粵劇也用普通話來演唱不可嗎？
在全國七大方言中，粵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，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漢語詞匯和用法，像“企”（站）、“食”（吃）、“行”（走）、“頸”（脖子）、“渠”（他、她）、“晏”（晚）、“慳”（節省）、“無”（沒有）、“銀子”（錢幣）、“卒之”（最后）、“姑勿論”（且不說）、“于是乎”（于是）等等，讀起來儒雅之至，白話文早就沒人這樣用了，可在粵方言里，還大行其道，成為市井坊間的日常口語，甚至連“嗟”、“噫”這些古漢語中的感嘆詞，廣州的小孩子也常沖口而出——“嗟，怕乜？”（“嗟”白話讀作“車”，含否定之意，“怕乜”即“怕什么”。）“噫，好肉酸！”（人們通常誤把“噫”寫作“咦”，其實在粵語中，兩個字是不同的。“肉酸”意即“難看”。）使人不禁拍案驚奇。
廣東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，古風余韻，雖廢猶存。在臺山人的家庭里，媳婦把家婆稱作“安人”。安人，從宋代開始就是正從六品官誥命夫人的封號。除了臺山，據說在花都、從化一帶，也有稱家婆為安人的。聽起來頗有點官宦人家的派頭，也許，這就是“祖上也曾風光過”的遺痕吧。
有人認為，粵語形成于晉代，所謂“北人避胡多在南，南人至今能晉語”。西晉時發生“八王之亂”，繼而出現“五胡亂華”的局面，這是一個北人南遷的高潮。故廣東人“至今能晉語”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但清代廣東著名學者陳灃認為，廣州音最切合隋唐音，最方便閱讀古文。他寫過一本《廣州音說》，專門解釋其原因，“蓋千余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，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。”
人們所說的“粵語”，主要是指廣府話，尤其是指以廣州西關（上下九、第十甫一帶）口音為本的白話。如果你想驗證自己的粵語說得準不準，有一個辦法，念念這首歌謠吧：“阿四阿四，攞條鎖匙，開個夾萬，攞兩毫子，買斤荔枝，唔愛黑葉，要愛槐枝。”這首歌謠取衣韻，必須上下齒咬合，舌面向上，才發得出衣音。如果你能咬字清晰準確，就算會說正宗的白話了。
在粵語詞匯中，據說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。廣州人日常口語中，方言出現的頻率，竟高達五六成。最令北方人頭痛的，也許是廣州話中大量的倒裝句。北方人說“你先走”，廣州人說“你行先”；北方人說“很感謝”，廣州人說“多謝曬”；北方人說“太飽了”，廣州人說“飽得滯”；北方人說“給你一塊錢”，廣州人說“畀一文過你”；北方人說“找不到你”，廣州人說“揾你唔到”。如此等等，真是天涯同此路，人語各殊方啊。
在粵語文化圈里，常聽到人們談論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。當年，帝制傾覆，共和初肇，在中華民國國會里，要求奉粵語為中國“國語”的呼聲很高，支持的票數，已然過半。但孫中山逐一去說服粵籍議員，勸他們放棄粵語，改投北京話一票。最后，憑著孫中山的人望，粵語僅以3票之差，敗給了北京話。
揣測孫中山的用意，當時南北雙方仍處于對立狀態，既然清朝把北京話作為官話已經兩百多年了，繼續沿用下去，可以避免節外生枝，減少南北統一的障礙。這恰恰表現了南方人胸襟開闊，相讓為國的精神。南腔北調，乃地理自然形成，本無所謂優劣，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語言為國語，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語言斥為“鳥語”不可呢。
廣東人始終堅持認為，白話是廣府人的母語，福佬話是潮汕人的母語，客家話是客家人的母語。方言是一個族群的身份認同，是一種凝聚力。方言蘊含了豐富的地方人文內涵，一種方言的消失，勢必會使它所傳達的那種地方文化也隨之萎縮和貧乏化。正如美國一位語言學家所說：“一種語言從地球上消失，就等于失去一座盧浮宮。”所以從文化的角度看，普通話固然應該推廣，但方言也不應聽憑它消亡。
在廣東這個移民大省里，各種方言錯綜復雜，四鄉八鎮，各有不同，甚至村頭村尾亦相迥異。沒有哪一種方言，能夠把三州六府的鄉音統一起來。即使人們力圖從語言學上把它們分類，也往往予人綆短汲深的感覺。廣東真是一座語言的大寶庫。
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調查顯示，有82.86%的廣府人、39.18%的客家人和38.18%的潮汕人認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聽。同時也有37.06%的客家人和37.27%的潮汕人認為廣府白話比其他方言好聽，而廣府人對潮汕話和客家話的“好聽度”，評分卻很低。由此可見，在廣東地區，白話占了絕對的優勢。
廣東人的兼容并蓄，同樣反映在語言上。近20年，大量華洋雜陳的港式粵語長驅直入，對粵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，是歷史上兩百年都難以達到的。其結果，粵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，又增添了一個最多創新詞匯的特點。“炒更”、“揾食”、“搞掂”、“無厘頭”、“士多”、“T恤”、“的士”、“擦鞋”、“人氣”、“案底”、“做騷”、“草根階層”、“夾心階層”、“人間蒸發”等等新詞，以及“他很陽光的樣子”、“她蒼白著臉”這些詞法亂用的港式粵語，復暢行內地。
半個多世紀以來，廣東還經歷了兩次移民高潮。一次是1949~1952年間，解放大軍南下，土改大軍南下，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蕩蕩開入廣東。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，廣東改革開放，在“東西南北中，發財到廣東”的口號激勵下，千百萬北方人懷著創業夢想，奔赴廣東這片熱土，形成風起云從，百川赴海之勢。粵語一度成為人們熱衷學習的語言，許多地方都競相開辦了粵語速成班，報學者十分踴躍。我們從電視新聞上看到南下列車上的洶涌人潮，亦不禁瞠目結舌，嘆為百年難見的奇景。
移民潮對廣東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所帶來的影響，是互動互補的。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，還在持續高漲。不管我們樂意與否，南北文化都在不斷洗牌，民風民俗的丕革，已深入到每條街巷、每家店鋪、每個公司、每戶家庭、每個人的起居、飲食、衣著、娛樂、求職、婚姻等等庸常生活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像深圳這個新興城市，1982~1990年間，就有164.25萬人口，從外地遷入，占了當地人口增長 的96.62%，普通話在這里已差不多成為主要的交際媒介。如果還按傳統的廣府、潮汕、客家三大族群標準來劃分它，未免有牽強之感。
有人認為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，顯示了推廣普通話的必要性。但我卻認為，正因為大量外來人口涌入，才顯示了保護粵語的刻不容緩。我在報紙上看到，杭州市一位政協委員在向政協會議遞交的《關于保護杭州方言，防止歷史文化名城內涵缺失》提案中大聲疾呼：“當你來到四川茶樓里，發現擺龍門陣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話；當你在對外電視節目上，再也聽不到閩南話；當你來到了非洲的某個部落，發現土著人全說一口流利的English（英語），你會不會覺得很失望？當所有的城市都說同一種語言時，那么每個城市獨有的吸引力就減弱了。所以，我呼吁要保護杭州方言。”
我不禁為這位委員拍案叫好。什么時候，我們廣東也有人能挺身而出，理直氣壯地為保護廣東方言而奮臂大呼，我一定為他吶喊助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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